师的欲望和性问题
(The Analyst’s Desire and the Problem of Narcissistic Resistances)
米切爾 威爾遜, Mitchell Wilson
First Published June 23, 2016
Translated by:Xu Yuancong
Abstract
分析师不可避免地会欲求着与病人的特别体验，这常常导向自恋性基础上的阻抗。这样的欲望形式是值得思考的。 可以检视一下这五种假设： 1 分析师情不自禁地会有欲望，并想要被分析者认可这些欲望； 2 这些欲望经常标识了分析师的理论信仰和技术性干预； 3 自恋性的欲望及其影响在分析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 4 病人经常在留心分析师的各种目的；5 病人常常希望分析师将他的欲望放在一边来倾听自己，以使病人能够深入到自己的利益中去。“二元关系”的概念是这一讨论的核心。新克莱因派关于自恋性阻抗的位置也将被探究，而“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也成为了这一问题的一个潜在解决方式。由此扩展的一个案例阐明了这些主要观点。
有时她只是距离的面具，消失的面具，
她让你说话，
让你自由地说出你的意思而无须立刻
在每个词上押上你的人生。
那么多的地下室磁带是最纯粹的自由言说：
单纯的自由言说，
平凡的自由言说，
无意义的自由言说，
非英雄式的自由言说。
——格雷尔·马库斯 (Greil Marcus)看不见的共和国：鲍勃迪伦 (Bob Dylan) 的地下室磁带
尽管（我的病人的）体验的意义可以根据我们的理论取向被讨论，尽管在她最近与我的接触中有一个新奇的元素，我认为那是她在这样的设置中最终展现出的她自己的意义……是一种崭新的作为主体的再定义，是她尝试将自己的多头绪的存在感更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探索。
—— 路易斯·科什纳 (Lewis Kirshner) (1999)
DOI: 10.1177/0003065116654450
十年之前（1993年），在旧金山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年会上，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iedman)作了如下陈述：“职业性的愿望也仍然是愿望。精神分析是一个现实世界活动。分析师们想要进行分析。他们想要在分析中看病人。他们想要病人完成分析目标。”(P. 9) 弗里德曼是提交“阻抗：一个重新评估”论文的一个专题小组的讨论者，他从分析师的行为中提炼出其本质：分析师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取自分析中，取自被分析者中，也取自成为一个分析师中；执业分析师在每一步道路上都是一个欲望的存在。
这个专题小组的四位参与者描述了与他们的被分析者的亲密交战——包含了斗争、谈判、微妙的威压，冲突和解决之道。一个分析师渴望病人有效地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工作”。另一个则想要被分析者感觉到“当下在场”的体验；他希望病人鲜活地来到他与分析师的体验中。第三个报告者关心病人对于分析师的权威性的幻想：这位分析师认为，病人假设他们之间存在等级差别，而分析探索聚焦在这一点上是适当的。第四位分析师（弗里德曼最为慷慨地为之鼓掌的一位）是一位正在寻找被督导个案的候选分析师，她直接努力克服着自己需要新的分析对象的这一欲望。弗里德曼指出她走在了最前面，她的内心争斗是想要有一个分析中的病人的愿望与她对现状前景的勉为其难。其他的分析师们，在弗里德曼听来，较少地觉察到了他们从病人那里想要的是什么。弗里德曼断言，阻抗，对于分析师和对于被分析者是一样多的。
弗里德曼看到，前三位报告者每一位都假设，自己对于一个特定的分析性工作及进程的欲求是固有的，存在于精神分析本身之中，在理论原则的技术性操作之中，也在分析的目标中（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的）。分析师深度秉持的、深度个人化的想要与他们的病人有某些特别体验——对问题进行工作，鲜活地来到分析关系中，认识到理想化的抑制性质——这些欲求覆盖上了精神分析进程的本质主义观念。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人的欲求是永不会缺席于人的努力的。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行动和意图的“自然的”工作。正如弗里德曼总结小组成员们分析工作时所说，“这里有一个对于在此工作的要求……一个目标的弯曲，一个愿望的冲突，一个满意度的裁决。分析师不只是一个促进者：他还是一个监工和法官。”(P.13) 当然弗里德曼在阐明一个更广阔的见解：分析师想要与被分析者的各种特别体验，成为了我们称为“阻抗”的临床现象的组成部分。
在本文中我将探究分析师的欲望的既不同又相关的要素，【注1】特别是当它与普遍存在的自恋性阻抗现象相连接的时候。我将描述我所认为是重要的，可能被忽视了的分析性相遇的要素。我决不会伪装描绘出一幅精神分析过程的全面画图。贯穿本文的是，我认为分析师欲望有着自恋性基础，而对此欲望被分析者或多或少是敏感的。我将讨论分析师如何情不自禁地在分析进程里渴望着某种体验。我还将探究分析师对特别体验的期望以某些方式导向了有着自恋性基础的医源性阻抗。
在有关分析师主体性的文献上，我要加上另一种观点，诚然，是部分重叠的观点。在精神分析师的欲望方面，再构造了分析师的主体性的概念，以此我希望强调的是，分析师不仅仅是有他自己的观点（即，他自己的主体性）在临床工作的流动中永远在起作用的；分析师总是想要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本文能引发我们重整对自恋性阻抗问题的思考，根据新克莱茵派的有深远意义及影响的贡献。这些贡献，其中我们提及约瑟夫 (Joseph) (1989)、弗里德曼、斯匹留斯、斯坦纳 (Feldman, Spillius, Steiner)，和布里顿 (Britton) (1997年于Schafer), 以及马尔多纳多 (Maldonado) (1999)，详细阐述了移情/反形态的细微差别，——当其表达着被分析者的幻想，以及表达着请求分析师在此幻想中代入一个特定作用之时。然而，我希望证明，这些作者对于分析师的欲望作为这些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强调的还不够。我具体讨论了一下拉康 (Lacan) 的“二元关系”的概念，并用以表明在移情/反移情再现中，两个参与者角色的性质有时是不可能解读的，而且是容易被分析师误认的【注2】。分析师不是通常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地回应病人无意识邀请他所扮演的角色(桑德勒Sandler 1976)。分析师也会给病人压力让其扮演某种角色。这一压力——至少在某些更明显的形式之中——正是拉康的二元的或想象界的关系展露之所在。
分析性努力的特质
当代的精神分析师们一再遇到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要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为我们自己回答的。这里有一些例子：分析师应该尝试着成为“有帮助的”吗，什么构成了帮助？我们应该帮助病人聚焦在他们的问题和目标上，并准许分析进程去冒险以服务于这些目的吗？我们应该聚焦在相对排除了过去的此时此地的移情上，还是聚焦于病人的外在生活呢？分析的目标是要帮助被分析者去理解他们心智如何工作的，还是如何造成了他们的问题呢？如果有自我暴露的话，多少的以及什么样的自我暴露是有帮助的呢？我们是在帮助病人发现某些折磨着他们的旧有的重复的东西，还是通过治疗关系创造某些新的东西呢？分析师的体验是永无负担的，还是总是在分析师的欲望和冲突的基础上的一种对病人的曲解呢？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的——都与分析设置中的分析师欲望的影响力有关。
显然，我错误地两极化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彼此往往是在更有意义的一个辩证关系中的。我们很快看到，分析事业根本上是特殊情境中的。这些问题仅在一个个体案例的情境下，或更准确些，在一个特定的分析配对中才可能有答案。如果分析情境中的每一当事人是“不可约化的个人的”（雷尼科Renik 1993a），那么任何独有的分析配对，都必定有什么不可约化的个人的东西（琼斯 Jones 2000）。我们对于连贯性的可归纳的理论原则的欲求，必然被挫败，被任何独有的人性相遇中的奇异特性和神秘性所挫败。沿着研究一般规律到个人特质的连续谱，——在这样一个轴线上，一个普遍规律的科学相遇到一系列的个体性“签名”的体验，——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实践性行为几乎是完全独特的。鉴于分析性事业的独特性，分析师的愿望持续地标识了他的有意识的理论承诺和技术选择。
针对这样的理论多元化而临床独特化的背景，人们得以瞥见分析师的欲望在工作。我用“欲望”指的是在无意识幻想和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建构现实的无意识的和相对总体的方式。欲望使我们的存在成为表象的，将我们的不可约化的兴趣卷入到保存我们的视角，如何看待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视角。我用“愿望”指的是这种更加包罗万象的然而也是更多隐藏着的欲望的专有的可辨识的表现方式。愿望可以或多或少被满足，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欲望则无法被满足，并且是无意识的。当我说到，依靠我们的临床理论的多元化背景，分析师的欲望可以被看到或瞥见，我仅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理论取向，以及我们想要与我们的病人拥有的各种体验，是出于我们自己特别的原因。对于一个特有的进行中的分析进程，分析师的特有的愿望有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我将在本文的后面讲述这一点。无论有害的或是有益的，我们的欲望进入了我们进行分析工作的每一个时刻。
分析师欲望的自恋性基础
人们也许会提出，分析师想要某些体验的愿望代表了未解决的性冲突。我认为这些愿望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一个人想要从工作中获得什么东西，否则工作就没有基础。而且，我们或许希望做分析工作带来的最本质的满足，是内心渴望我们是可以思考和可以感受的存在。无可约化的分析师欲望正起步于此。欧帕托 (Opatow) (1997)令人信服地写过人类主体（或心智【注3】）的精神分析视角的本质。精神本身永不完整，而是与生俱来地怀有渴望并寻求其满足。欧帕托通过的幻觉愿望满足的概念而研究了这一观点。对于欧帕托，幻觉愿望满足的隐喻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它是精神分析的原初场景。它也是精神分析式概念化的思维的原初场景；即，对令人满足的想象产生幻觉，是欲望主体的起源，作为主体的主体开端。概述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一场景是以下方式展开的：喂养的缺乏，饥饿的尝试以一个想象（一个）喂养的乳房来满足自身（或确认自身）。面对着因缺乏而诱发的痛苦，婴儿尝试从内心重新找回满足的客体。欧帕托写道，“一个无意识的愿望努力去实现一个场景，以使之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事件而复活(p.873)”。
欧帕托的观点影响深远，因为他提出，满足可以是幻觉出来的这一精神分析假定，不仅限于一个无意识幻想的理论。一个幻觉出的满足是思考本身的基础。因此欧帕托写道，“在有序的思维等级之上，从无意识转移到意识的活动是确认自身。”(P.873) 换句话说，对于思考和感知，是有一个内在自足验证的方面的。没有“中立的”思考这种东西；思考是弥漫着一个明显自恋性的，自我夸大性的欲望的。我想要强调，我使用“自恋性的”这种说法，并非意味着病理性的东西。思考是一种自我保存功能，其很重要的意思是，思考已然总是自我服务的。
如果思考已然总是自我服务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看到环绕我们的事物之中，注意看到我们自己，或重新找回我们自己。彭塔力斯 (Pontalis) (1981)在一个自体概念发展的尖锐讨论之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自恋不是一个阶段，也不是一个贯注的专有模式，它是一个位置，是人类所不能克服的永久组成部分。即便最理性的功能（思考），最客观的功能（对现实的感知），以及最接近本能的行为方式（吃）都有自恋的标志。”(p.136) 除了在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中看到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自然倾向，想要他人认可我们的观点，理念和感受。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我们作为人的欲望，是要他人认可我们的欲望（科耶夫Kojeve 1947； 拉康Lcan 1977a；福山 Fukuyama 1992)。而我用“自我夸大性的欲望”的说法，不仅是指一个自我中心的唯我论的欲望；我想到的还有，一个人的欲望是想要他人的认可和爱。J.H.史密斯 (J.H.Smith) (1991) 说的清楚：“任何人做任何事，思考，或感受，都表现了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他人存在的关注。从想要存在和想要他人之中，某一时刻浮现出欲望，另一时刻浮现出。”(p.92)
尽管分析师的欲望作为一个分析师运作的基本要素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自恋的角色还是有一个混乱的命运。我至此明确表达的观点只是精神分析自身历史过程中所有的一个激烈争辩的一面而已。分析师们时有挣扎着去识别那些激发我们分析行为的更深层的更艰难的欲望，然而我们也不会惊讶于知道，我们也会欲求不知道某些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这种挣扎努力可以从自我和自体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的透视图中看到，这透视图反映出了一个张力，在我们更充分地作为欲望主体而生活，以及我们对理性、秩序和客观性的需要之间的一个张力。正是这种自我性的开放，是我们在寻求的，也是本文所致力于的。我想简要概述这一辩论的重要方面，以给我的论证提供一个来龙去脉和清晰性。
自我和自体
许多人评论过（具体讨论参见拉普朗什Laplanche和彭塔力斯 Pontalis, 1973, pp.130-143) 弗洛伊德自我（ego）观点的概念混乱。这一混乱的详情超出了本文范围。对于现有的目标，我认为公平地说，对于弗洛伊德，自我 (ego) 代表“我”(I)（或自体），和一套认知调整的功能一样，与一个原神经病学的执行机构相妥协。在弗洛伊德的地形学模式中，自我和自体本质上是同义的。随着弗洛伊德的结构学模式更渐突出，自我的自恋性基础不再被强调了。美国自我心理学家（如哈特曼Hartmann）试图强调自我的理性能力，这样做时，他们坚持在自我和自体之间的区别【注4】。随着自我与自体理论上的分离，自我或多或少清除了自恋性的需要和影响。自我的理论地位改变了：它现在被概念化为一套功能，自多种驱力（性的和攻击性的）的压迫下相对自主的一套功能。
在美国精神分析中，从主要考虑自我到考虑自体，有一个突发性的彻底转变。有一种方式来阅读最新的有关分析师各种形式的主体性的北美精神分析文献（参见巴德尔Bader1993,1995;雷尼科 Renik 1993a 和1993b;以及格罗斯曼Grossman 1996,1999 注5），即，坚持“论证反对自我心理学关于存在着缺乏自恋性投注的思考（也就是，缺乏自体的思考）的断言，论证反对此理论下的最严格形式的技术规则——如中立性、节制、均匀悬浮注意，和旨在促进观察性自我的合理的或逻辑性的阐释”。在这种形式的弗洛伊德主义中，自我从未从自体中获得独立。自我和自体形成了一个不能消除的自恋性结构。分析师的行动——标识了特定愿望的——渗透了一种“对一个人的存在的关心”，正如J.H.史密斯所说(1991)。(p.92) 【注6】
H.F.史密斯(1999)正面处理了可能被称为“临床认识论”的复杂性（并为其做了理智的法官），强调分析师的行为是各种力量的混合体，是性和攻击的强烈推动之间的一个妥协。尽管史密斯的解释考虑周到也很明智，但并没有合适地捕捉到在所有的理解，认知和行为之下的自恋性基础。格罗斯曼 (1999) 清楚描述了我所想到的。在他的文章“分析师所没有听到的”中，他写道，“但我猜想，我们倾听的方式和我们对理论的偏好都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的基本结果。”(p.95) 库珀 (Cooper) (1996)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观察：“……我会提议说，分析师如何规划和概念化的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正是分析师主体性的最公然表达。”(p.265) 看起来是一个合理性的技术方法的实践，事实上是弥漫着欲望，是分析师期望着与他们的病人的特殊体验的表现。
分析师对于特殊体验的欲望
自恋性力量普遍存在的这一观点，如何有助于了解分析师在意识层面的下方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再一次的，我从欧帕托如何处理弗洛伊德的重觅丧失的客体的观点开始。我相信，分析师欲求与分析者重新体验一种特殊的。这种重新寻求客体关系可以，也确实，采取多种复杂的形式。分析师可能尝试着与病人去重复那些时刻，会让他自己记起有愉悦感的过去的关系。
或者，分析师可能希望矫正病人一个特别痛苦的过去的客体关系，或是固执的内心冲突（雷尼科1993b; 雅各布斯 Jacobs 1991; 麦克克劳林 McLaughlin1991)。比如，一位有着疏离、不常在场的父母的咨询师，也许会相信自己已成为父母的行为的代理人，并因此担心他自己的全能感或毁灭性；那位分析师也许会希望矫正这些担心，通过与病人有情感上的紧密和亲密的关系。夏普 (Sharpe) (1950)很久以前提过相关的观点。她写道，受过多的治疗热诚所折磨的分析师——一个持久的欲望是助人的和利他的——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无意识施虐性。这样的分析师，对于保持距离的病人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会太快和太急地解释他们的防御性姿态，并简单地促使移情/反移情的有疑问的部分恶化。盖巴德 (Gabbard) (2000)在他对“不感激的”病人的讨论中，使用了我的观点。他写道，“…我提出，不感激的病人，更可能使我们觉察到，我们的无意识愿望是再现一个令人满足的客体关系，而那是促使我们日复一日返回到咨询室的动机。”(p.699)
分析师对特殊体验的欲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分析师的思维理论和临床进程。有些分析的思考者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理论作为“被爱的客体”对于分析师的重要性——那是，重新找到失去了的却从未完全放弃的爱，现在重建于分析师对一个理论模型的认同中了。(阿尔蒙德Almond1995;卡珀 Caper 1997;珀赛尔Purcell 2001)。分析师对理论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工作有许多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些对于良好的分析性工作进展下去无疑是很必要的。分析师对一个理论性观点的可能是做分析工作的喜悦泉源之一：分析师可能会感到满意，感觉很好，或是感觉完整，如果他按照一种特殊的思维理论或治疗进程来做的话。分析师可能将理论用于保持住一种独立的感受，从艰苦的内在体验，包括病人试图“接管”分析师的思考和运作的各种感受中独立出来。另外一些情形下，分析师可能较少地认同一个理论，而是更多地认同一个前任分析师或督导师，可能希望重新创造出某种爱的或恨的，抚慰的或激动的互动和感受，而那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病人或被督导者时体验过的（格伦斯基Grusky 2000)。
重新找到失去的客体的动机仅部分地回答了分析师的欲望的问题。分析师的对一个特殊病人的困扰的评定，他们可能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分析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方式，也是紧密关联着分析师的愿望和满足的。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什么样的体验是分析师通过做分析工作寻求重新创建或矫正的。这一问题是这些被欲求的体验是如何与分析师对病人问题的观念交互作用的，还有病人自己对治疗的目标和所求。正如我早前注意到的，分析配对双方的特异品质展开着欲望的交互作用，随着时间巧妙地交涉着，决定了分析进程和成果的基调和质量。【注7】
二元关系：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和阻抗
精神分析师某种程度上总是在寻找丧失的客体，设法从病人身上重新找回自己，并在日复一日的临床工作中，作为一个分析师看到自己。关键问题是这种欲望对一个成功的分析进程如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因为阻抗并不存在于病人身上。阻抗根本上是一个主体间现象。博伊斯基 (Boesky) (1990) 断言,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阻抗时刻是由精神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创造的。博伊斯基写道，“我确信，在任何特定的个案上，作为阻抗的移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它的方式、方法和顺序都永远不会、也不可能会变得与其他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师的一样。实际上，一个阻抗的明显形式有时甚至是由分析师和病人共同无意识达成的。”（第572页）博伊斯基在他后续的讨论中称：“如果不存在什么没有病人阻抗的分析的话，那么同样,也没有哪个精神分析师的治疗是没有反阻抗和反移情的。” (第573页）从博伊斯基的观点看，有些阻抗是有用的。如果阻抗的交互作用成为精神分析师和病人双方相互考虑的一个客体，那么他们就会明白这种交互作用在病人逐步理解自己的主体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且也会明白他们自己与这些重要客体是如何相关的。
虽然精神分析师的欲望有利也有弊，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分析过程，但我在本章节中还是要着重研究精神分析师的欲望是如何导致阻抗更严重地威胁到分析进程的。精神分析师往往习惯于在病人身上看到自己，并过高估计自己对病人的看法。精神分析师也希望以某种方式让病人能够识别那些看法。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病人经常要么会细究精神分析师欲望的征兆，要么会防御注意到这些征兆。【注8】被分析者会有些基本的问题：什么使我的分析师打了勾呢？我的分析师想从我这儿要什么呢？我的分析师知道什么呢？当然，所有的精神分析师都免不了显露自己的某些方面，以使病人知道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然而情况还是复杂的，分析师的欲望——通过特有的愿望和要求所表达的——造成了阻抗，当病人感觉到被迫要认可它的时候。尤其在那些不确定性的时刻或不舒服的沉默时刻，（此时分析师直觉到被俘获进了与病人的代入中），精神分析师就会防御性地转向依靠他所珍视的与一个理论、一个督导、一个同行或者与自己的分析师的认同。当我们感到迷失的时候，正是我们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找回自己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不再倾听病人的声音，而且还希望病人停止展示我们难以容忍的部分（卡珀 Caper 2001)。这些阻抗时刻起因于奥格登（Ogden) (1988)所称的 “镜像误认”，继拉康之后提出的。奥格登称，“精神分析师害怕不确定性和不知道。分析师停止倾听，而是以自己的想法、猜测或推测去填补那不确定性的缺口。”【注9】正如格罗斯曼(1999)提出的，“…此处的反面角色是分析师的确定性——一个性格特征，不是一个技术装置“(p.95)。拉康(1993)对分析师的理解力提出过相似的不可知论的批评，称：“自精神分析被介绍以来，的重大进展在于……还原（由被分析者制造的）现象链的意义。这本身没错。它错在想象我们能理解那些问题中的意义。”(p.6)
有的读者可能觉得，精神分析师强加他自己的欲望（以及这种强加的结果）的临床动力是一个不要紧的局部临床问题。我感觉正好相反，相比被辨识出来，这种动力运作得要更为深远，它在无数微妙的临床互动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及其影响的问题通常被直接归类于“顺从”问题。【注10】不同的患者对待分析师欲望的困境有着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欣然接受（约瑟夫2000)；有的人微妙地或直接地反叛。正如我所提到的，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全然标识了分析师的技术；因此，任何分析干预自身都带有了分析师的欲望——以特有的愿望形式——欲求着某种回应和认可。
在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太强或者太过于无意识的临床情况下，与病人产生特殊的体验会导致医源性的阻抗。这时病人被拉开到了“需要处理”分析师的欲望的位置上。虽然精神分析师评论病人对干预的回应可能会推动分析对话，但是，以唤起被分析者注意互动的方式来解释互动，经常会使之强化了。在这种艰难的临床情境下（比通常公认的还更常见的），可能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解决办法。从逻辑的视角来看，这些自恋基础上的阻抗的至关重要的一面，是在病人身上发生的动力，也同样容易发生在精神分析师身上。拉康称这种互动是一个“二元关系”。【注11】二元关系本身就是可反转的。精神分析师和病人都想让对方识别出自己的欲望。当被俘获进二元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分清什么是什么，由此产生混乱。
约瑟夫(1971)描述了她与自己的病人B先生的一次互动，说明了分析师想要有特别的临床体验以及二元关系的可逆转性所造成的困难。约瑟夫的临床观点的中心是聚焦于病人与分析师的情感接触或其缺乏。她有关移情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临床中移情表现的整体性的观点，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分析师。病人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有即刻的移情意义。在我看来，在约瑟夫的“分析性相遇”的概念化中，分析师欲望的作用没有什么独立的理论支撑。
约瑟夫注重于情感接触和移情的整体性，这导致她将病人对周末和假日（离开分析师的时段）的反应视为分析考虑的重要主题。就B先生的复杂案例，约瑟夫描述该病人是具有自恋式性格结构和巴洛克式性行为的一个男人。我认为，正如所有发表的临床资料表明的那样，分析师对个案的理解有一个特殊地位，约瑟夫为我们提供的临床信息本身有了另一种读法。分析中的B先生在一个暑期假日里结了婚。当他一回来，就与他的分析师有了一系列复杂的互动，除其他事项外，他报告了一个详尽的梦。我想重点探讨约瑟夫的论述的一个特别方面。B先生告诉分析师，他害怕让她知道自己最近结了婚。约瑟夫写道, B先生担心分析师“会感到愤怒和被忽视，好像他不应该把婚礼放在分析之前，几乎就像他本应该娶分析师。”约瑟夫继续写到，“开始变得清晰的是，B先生把他童年时在假期里被忽略的感受投射到了我身上，现在他感到我在守望着，被冷落着和请求着他。”(p.445) 约瑟夫没有清楚写明她对B先生说了什么，但足以表明，她向B先生解释了他将自己的依赖感受投射到了她身上。
然而，这就是事情变得棘手之处，我认为，也是临床中的混乱盛行之处。这是因为约瑟夫清楚地想要B先生承认他在假期中感到了被冷落。他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他没有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更准确地说，B先生没有按照他的分析师所希望的方式去思考，因此，也没有使用分析师的解释来促进他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B先生不认可他的分析师的欲望。人们不禁想知道病人是否准确地得出了结论，即分析师感到病人应该会想念她，并且因此，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担心，担心挫败了分析师的愿望即他承认感到“被冷落”并“守望着”。在互动的逻辑方面，这一断言“病人想念分析师，并运用全能感的防御来抵触他的依赖感”也可能是关于分析师的：分析师正在进行全能感的思考，因为她“知道”她的病人是怎么回事。此外，她要病人以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与她相处，而他现在没有那么做，在这个意义上，她感觉到“被冷落”，但她将这种感觉投射到他的身上。分析师的所有关于病人的断言都可能是关于分析师的。问题不在于解读得是否正确。问题是，在二元关系中，总是有一个可互换的和对称的解读，大概不可能知道两个解读中哪一个是正确的。【注12】
我想就约瑟夫的方法与盖巴德Gabbard (2000) 所报告的做一比较。在我们的文献中迅速增多的案例报告中，这是盖巴德贡献的一个案例（见下文），他描述了分析师对一个自恋性基础的阻抗的影响。他也对此临床问题提供了一个部分的解决之道。在F先生的案例中，盖巴德想要 F先生认可自己(Gabbard)为他提供的“尽职尽责的和始终如一的服务”(p.698)。盖巴德的欲望被他的机敏的病人捕捉到，这导致了一个阻抗。盖巴德这样写到他的欲望：“这个孩子想要一个长久以来没能得到的感激之情，在成年期他可能会采取的方式是向往被自己的病人所欣赏，甚至到了鼓励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而那会是与病人的最大利益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对感激的需求在病人眼里可能会变得很明显，病人会感到分析设置正在遭到破坏而导向分析师的需求。”(p.700)
然后盖巴德思考了他的病人如何回应他的分析师想要得到认可的欲望，“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与他父母发生过的场景，他感到我想要他赞成我的期望，他从不停地蹭脚后跟和击败我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我没能领会到他正试图与我沟通，正在以他必须的方式在做着分析，而我的失败加剧了他的发展性困难，即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p.705)。盖巴德将F先生案例中的行为转变归功于三个因素：(1) 他面对病人的攻击时的恢复力；(2)他承认他所称的“问题的两人特性。我觉察到我的反移情怨恨促使了这一僵局……”(p.710)；(3) 成功解释了病人的内在冲突。毫无疑问，盖巴德是正确的。
然而，我会认为，第二个因素，即盖巴德认识到的反移情怨恨，是产生僵局的根源，因为在那一点上不再有战争了。正如盖巴德所述，随着斗争的消失，他和F先生都有了空间来考虑F先生的内心冲突和“对体验的象征化”。另外值得重申的一点，也是盖巴德承认的一点（尽管我估计强调得不够），是他对感恩的欲求---并不仅是对病人并不感恩的怨恨---作为重要的方式引起了F先生的阻抗，不停地蹭脚后跟。
根据对约瑟夫和盖巴德的临床案例之间的比较，我提出以下问题：在临床中病人体验到的阻抗方面，在一个通过思考模式和由此模式衍生的临床技术来表达欲望的分析师（约瑟夫）与一个建立在过去未解决冲突基础上而通过想要一个感恩性的客体关系来表达欲望的分析师（盖巴德）之间有什么不同吗？在我看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常规答案是后者更值得疑虑，因为它意味着分析师有更多的自我分析的工作要做。然而，我认为两位分析师都在寻找丧失的客体，只是不同的客体而已。有人会认为，前者的情况对分析师感知到和自我分析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既被表达又被隐藏于临床技术中的欲望，在那个特殊的临床时刻，促成了阻抗。在阻抗加入的情况下，病人可能会同样地体验到这两种欲望——分析师要求病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这一要求将病人置于一个被拉开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自恋性阻抗问题的“处理方式”
正如我上述所言，精神分析师由其欲望主观强加给病人的移情/反移情动力机制在日常的精神分析中是常见的，并非是罕见的。临床过程中的不同模式运用了不同的言语和概念，与在我看来相似的现象进行搏斗。对于新克莱茵派而言，的核心位置描述并解释了我以上所述的主体间——或二元关系——阻抗。对于家而言，“失败”是分析师引起的自恋性阻抗的主要特征。对于那些主体间性方向的而言，分析师不可约化的主体性和反移情代入是阻抗的组成部分，也是成功的分析治疗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将临床工作概念化的方式肯定有重要的差异，我在此主张，这些表面的概念化差异皆是分析师的尝试，尝试去解决我们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自恋性阻抗，尝试去解决分析师的内心斗争，与这些斗争成功地谈判。分析师与自恋性阻抗进行斗争正是因为我们亲密地卷入了我们的病人的世界。
我相信上述不同的临床观都是为解决相同的基本临床问题进行的尝试，我也相信，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有很不一样的解决方式。这些不同的解决方式需要另文阐述。然而，我认为概述其中的一种解决之道将可以使本文的讨论更为深入。
最有理论分量的解决方式是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目前为止，可以说这个观点有着强有力的精神分析思想史的支撑。我想强调，这是对于一个理论问题的理论性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着深远的临床意义。本质上，在分析设置中对二元关系的处理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第三方。概念化上，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与关系（与二元结构相对的三元结构）是同型的。分析性第三者的说法是在弗洛伊德之后，与的过渡性客体同时出现的。拉康的象征性指称和“大他者”的概念 (1988 pp.235-258) 是对于温尼科特的有的观点的发展。【注13】格林 (Green) (1975) 和奥格登 (1994) 结合克莱因的理论围绕此论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格林伯格(Greenberg) (1995) 更为明确地从人际间精神分析角度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些精神分析思考者们都致力于为分析师的欲望的问题找到一条出路。对此他们共同的答案是，分析师和病人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讨论病人，以使他们的会话对于两人来说像是一个分享性的客体，而不是一个争辩性的客体，这样分析性第三者就在场了。拉康的解决方式是避免分析师的逻辑性和与被分析者“建立意识”的干预方式。他强调了打断，对于病人的有意识的话语来说是“他者”的间断，例如口误、重复、双关语、遗忘、矛盾和喜欢。准确来说这些无意识的组成就是分析性第三者。【注14】
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及其影响的临床进程会错误地认为，分析师和病人在追求分析目标上容易达成合作。通常并不是这样的。如我上述，分析谈话是会更多争议性的，而非分享性的。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有些时候，分析师必须以他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来面质病人而非放弃。这就意味着，有些时候，分析师必须将自己的想法、他的欲望强加给病人并且直接和病人谈及正在处理的临床情况。这是个重要的临床问题，对此问题的透彻讨论可能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值得指出的是，约瑟夫本人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尤其关于精神分析师如何可能处理自恋病人的全能感防御 (参阅马尔多纳多1999；约瑟夫 2000；普塞尔2001）。
有时精神分析师必须不放弃一个特定的观点，尽管这是个临床事实，但可以说，许多临床文献都对自恋性阻抗提供了或描述了相反的解决方式。在过去十余年间，很多的精神分析研究者报告了这样的案例，当分析师设法理解他在此问题中的角色，并因此得以分析或支配自己走出了一个双方相互创造出的自恋性阻抗之时，分析从各种程度的治疗僵局转变为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通过这种理解，分析师放弃并因此脱离了争辩的战场。注15这使病人得以获得了一种控制感和自主性，以及更弹性地思考的能力。
例如，斯坦纳 (1993) 在他的关于“分析师中心和病人中心的解释”的论文中，探索了投射性认同的动力的往复摆动。使用不同的理论语言，——但是清楚地与拉康所描述的相同临床主题进行斗争——斯坦纳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以走出他和他的病人相互对彼此的投射。斯坦纳对此困境的部分解决方式与盖巴德无异，即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进行解释的责任，着重于他自己的体验和病人对他的体验。与之相反的解释方式是，以一个更客观的方式评论病人的思考活动和评论“病人正在对分析师做什么”。其他对此临床问题提出过相似解决方式的人有：施瓦伯Schwaber (1983，99,1)；威德曼 Viederman(1991)；雷尼科Renik(1993b)；霍夫曼Hoffman (1983,1994)；坎特罗威茨Kantrowitz (1991)；阿蒙德Almond (1995)；H.F.史密斯Smith（1995）；褚塞德Chused (1996)；威斯Weiss (1995)；科恩 Coen (1998)；格罗斯曼Grossman(1999)。
此辩论的要点在于，精神分析师放弃（争辩）促进了一个病人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与分析师的压力和欲望的分离，抑或是加强了病人的全能幻想和其他狂躁性防御。当然，也许两者都有。要回答这是否是分析中有益的一步，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心智理论、临床过程以及什么算得上是临床依据。这一辩论，包括其中的任何案例，指出了临床精神分析工作的辩证性质。在一个精神分析性治疗的自然过程中，分析师的位置是移动着并改变着的。处理互动，从病人那里逐渐退后，面质病人，坚持与否一个观点——很多事情发生在一个治疗的进程中。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言，我描述的仅是临床进程中一个常常不会被注意到的方面。
案例解析
这一简短的案例概要意图描述出我在此呈现的一些主要观点。我希望它能证实掩盖在惯有的技术理论之下的我自己的自恋性问题和未解决的冲突——简要地说，我的欲望——如何成为了分析中的阻抗部分的。某种程度上，我以下谈及的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描述了我的反移情是如何以很传统的方式促进了代入。当然，我在此陈述的是一个更普遍的临床动力，而不仅局限于这一案例的特殊情况。
R.先生，一位四十出头的离异男人，在他分析的头一年里内心很挣扎。他进入治疗是因为周期性地对未来感到绝望和无望。尽管在许多方面很有才能，他还是确信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彻底地不对劲。他担忧余生都会是孤单一人。他害怕有决定性地去计划未来。他难于思考他的职业生涯和他想要的下一个方向。他极度地想要再婚，但又无尽地担忧被拒绝。就像哈姆雷特或普鲁弗洛克，他无法做决定或让一个女人知道他喜欢她。他来自一个中产阶级之家，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那个家庭中，情感很难被理解，冲突很少会发生。尽管他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和母亲很亲近，长期以来，看到他的父母他都感到窘迫和有些羞耻：父母看上去是不快乐的，担惊受怕的，并且的。这些感受驱使他几十年前远离了他的家庭；每当要给他们打电话或拜访他们，他都很挣扎，害怕感受到与他们在一起时经常感受到的羞耻、愤怒和悲伤。R先生经常抱怨说：“我的父母看起来没兴趣了解我的生活，我在做什么或我有什么感受。”
在第一年的分析中，我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是检视他的冲突，特别是他构想的各种行为应该会有的负面结果。我们讨论了他的被动性，以及他与我及他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会感觉到的。我们谈到了他通过抱怨所获得的满足。我们讨论了他关于父母是软弱而抑郁的看法，以及他对于超过他们或“超越”他们的担忧。他感到他的痛苦是“特别的”，他值得获得他的家庭和友人们的特别对待和关注。我们讨论了他是如何通过保持着与人们的距离而表达愤怒的。可能的时候，我使他注意到这些主题是如何在移情中呈现出来的。
尽管他对他的生活和世界的受虐立场有了很多“领悟”，都没有让我们取得大的进展。此外，我的处理加剧了他对分析的受虐的感受；很多时候他感觉到分析是一个繁重的负担。尽管我巧妙地 “开放地”引导R先生关注我们的互动——特别是我们之间常有的争斗氛围——他还是将我的观察当作是批评，批评他没有让我帮助到他。
以本文中我所用的术语，分析的第一年左右感觉是争辩性的。此争辩有哪些是我促成的呢？对于这个病人，我的主体位置——仅就内省所获的观点——可以被表述为以下几点：我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分析师，在期待积累个案量；我决定以一个明显降低的价格与R先生一起工作；我没有督导。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我的一种夸大的治疗热忱。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职业情境中，我找到我自己，以很多重要的方式我认同了病人的内心挣扎，而那只是加剧了我想要某种程度上改变他或“治愈”他的欲望。比如： R先生定期地告诉自己对一些事情要“放松”，特别是对他正在约会的一个女人。他告诉自己无论事情实现与否都不是一件大事。那时我作为一个年纪更轻的男性，对于自己深持的抱负，我也有相似思考方式的内心挣扎，并且只在太迟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的自我欺骗。和R先生在一起，我想要重新调整我自己内在的冲突（更精确地说，一个未成功地哀悼过的丧失），我曾经很孤单地与之斗争，而今，我尝试使我的病人确信我在“那里”帮助他，帮助他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自我欺骗。
对于这个思考模式以及随其而来的焦虑，我与R先生讨论的方式太过复杂，以致无法在此适当地描绘出来。然而最终结果是很容易描述的：R先生感到我在告诉他不要再那样思考。Ruthstein描述的“施虐受虐型”的代入 (1999’ p.544) 精准地捕捉到了R先生和我围绕这一主题的互动。无疑地，鉴于他的受虐性格结构，他让自己感到是受害者，以此方式无意识地将我卷入其中。但是，在分析的那个时刻，这个觉察对他毫无用处。对我有用的是，有了一种感受，一种强烈的“我们又到这儿了”的感受：一旦他开始诉说绝望，或诉说他需要“放松下来并放慢一点”，我已经能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代入，我大多数的干预是，我提出他的谈话是“防御性的”，与焦虑和担忧相关，这使他根深蒂固地感到我是在告诉他如何做或如何思考。这种感受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内疚感：我们之间的动力机制也有我的份儿，我在分析中相当早的阶段，感到被质疑，被卡住了，以某种方式损害着他。注16我应该强调，我刚描述的是我如何主观感受在这部分分析中R先生与我的斗争方式。在R先生这边，尽管他有些抱怨，但他表示他不关心分析是否以某种方式卡住了，是否对这困扰我也有责任。他持有典型的消极态度：“分析应该就是这样的。”
一段时间后，由于我无法完全地对自己解释，我决定不去解释他抱怨无望或他假装无事的防御性方面。我仅是让R先生告诉我更多他的感受。在下面一些治疗小节中他这么做了。他说话的方式慢慢地有了不同的特性。他谈说他的绝望而不揉捏它。有了一些时刻他真诚地质问自己，而非请求我立刻给他答案，或是谴责自己不知道答案。通过表述他是如何精心安排了人际情境，得以能感受到被忽略或“被羞辱”，他找到了他自己。他意识到，有时，他 “补足”了场景，“以使我能够感受到愤怒、苦痛和充满忿恨”，他如是说。
我所理解的我们的互动是，当我停止解释他的抱怨具有防御性和满足性（来自妥协形成的观点）时，他感到我没有在暗暗告诉他停止感受他所感受到的；现在对他来说，他想要感受到有多糟糕，就可以感受有多糟糕，想要抱怨感受到多少，就可以抱怨多少。我的意思是，他首要的愿望是告诉我他感觉有多糟糕，又不会被我甩掉— —没有我的欲望（或他所洞察的我的欲望）来挡道。在这个案例中，我意识到的愿望是帮助他审视他的绝望的作用是什么。在分析的这个点上，他无法摆脱严苛超我的影响而来检视我们的互动 和他对分析的感受。在我心目中，除了我停止推动它，没有别的方式能走出这一无止境的退行。如盖巴德 (2000) 和斯坦纳 (1993) 所述，当我自己从争辩战场中走出来时，R先生感到更自由地思考他自己了。这点表现在，也许我们工作以来第一次，他有能力分析自己了。当他谈及有时他感觉多么糟糕的详情时，他开始注意到他正在感觉好一点了。他变得对自己的想法更加好奇，并且更自由地言说了。他感到更多地“能够掌控”，更少地不知所措了。
不久之后，在分析中第一次，他报告了一个梦：“我和三两个人在某种救生筏上，离了岸边，不完全在海上，但我害怕海浪会卷走我们。救生筏是混凝土做的，所有东西的。你会想它是不能漂浮的，但它漂浮得还好。我们在外边有个目的；我们有个任务要做或什么事情。那就是我记得的全部了。”他以他典型的犹豫方式报告了这个梦。我们讨论了他告诉我这个梦时他的不自在。对于为什么会感觉不舒服，他没什么想法，他就是这样的。“这是我在这儿是怎么感受的，尽管不是在近期。”我没有注意到他说这些的时刻，我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担心，如果你放开对这个梦的想法，你会被卷进海里。”他短暂地想了一下，然后说我不这样想。“尽管有可能我们会被大海卷走，”他用舒服了些的声调说，“我不是担心这个的所有人。”他沉默了，而且更加犹豫了些，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关于这个梦没什么想法了。于是我问起他漂浮的混凝土的部分。“啊，奇怪吗？”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它是这个躺椅的大小。”我说：“这个梦听起来像是与你在这里的想法有关。”他的回应是“现实的”：“噢，因为我躺在这东西上，它看上去像是很容易进行比较的来源…….但是我最近感受更强烈了些，更有希望了些。某种程度上混凝土与那种感受相关，我不得不说，我对此有怀疑，因为它对我是如此的一个异物。我的绝望就像大海，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更有自信能在我的抑郁中游泳，并且应对它，不会被淹没。”于是我问到也在这混凝土救生筏上的其他人。“哦，我想其他人只有一个人，不是两个。他是个男人，我们在那儿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被要求待在那儿，关于一个什么任务…….我猜是，”他惊讶地对我说，“那另一个人听起来像你。对我来说很难认识到，这也许是在帮助我，感觉上更像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回到弗里德曼
显然R先生在与我的系列互动中是犹豫踌躇的，躲在他的（施）受虐的存在方式背后窥视着，也开始看到并体验到了一些其他东西，其他的一些不那么受虐的存在方式。他的主体位置——作为被击败的、无助的受虐狂——开始有了改变。R先生对我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了，既更多地有了“他自己的”方式，也有了“我们自己的”方式。现在有了一个“第三方”的感觉，梦和我们的谈话，尽管是脆弱而短暂的。当我将我的意识化的处理及我的技术放在一边，他开始找到他自己的迟疑的声音。我曾想要与R先生有某种体验，即带有一个技术理论（防御分析）和我自己的自恋性关注的特点的体验。因为看到我的方法不起作用，我先是抓住技术的运用，作为我自己的防御性的表达。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我意识到这主要是由我自己过去的内心争斗所驱动着的。然后，通过我自己的防御性，我看到了一种防御性使我不愿听到他的言说所反映的他的思想。谁正在防御呢？谁正在阻抗呢？我们俩都是，尽管我在一个要对此做些什么的位置上。然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少争辩性而更多分享性的临床过程：我们更多地是“共同在此中”。我的欲望转换到不同的一面，在此刻更多地与病人的利益结盟。我再次想知道，对于R先生所体验到阻抗的程度，这是否带来了一些不同，什么因素使我起到作用。仍然可能是，我以解释焦虑和防御的全部方法促进了强烈的阻抗氛围。
从与R先生的系列互动中我感到的满足是实质性的。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到达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我的满足的感受还不是建立在对R先生任何有意识的一致或赞成上的。我也没有要求他思考为什么他感到更加有希望了。在我看来，那会是在他刚刚开始感到他有权利有自己的一些东西之时，我以另一种尝试为自己去要求一些治疗性领域。我只是感到不错，因为我能够从他的方式中足够地脱离出来，以使他能够开始看到他自己。
在临床分析中没有舒适的休息之处。在随后几个月与R先生的工作中，我的更加开放的和询问性的姿态— —对此我变得很依赖——本身成为了一种阻抗来源。R先生再次后退了，尽管或许不像我担心的那么厉害。治疗时间变得费劲和无聊。我感到需要更直接地指出他的后退，我也这么做了。这一次，好像在精神分析的银行里我还有足够的信用，他能更好地谈到他怕我以及怕他所亲近的其他人，说时没有了早先伴随这样的互动时的那么多的痛苦。
尽管R先生现在不那么脆弱了，我过于频繁地聚焦在他的焦虑——无论多么机智巧妙地——还是经常会引向一个更加争辩性的氛围。最后，我保持一个相当弹性的姿态以及没有束缚于与R先生相处的任一方式，似乎成为了我成功与他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正如肯尼迪Kennedy (2000) 在他关于精神分析中主体性浮现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所写的：“我认为，事情发生在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不断移动的位置上，主体在那里开放或关闭。这种移动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基础。成为一个主体包含了某种开放，但关闭也不能被忽视。”(p.884) 很清楚，在R先生的案例中，他和我两人都是浮现中的主体。我的任何特别的位置，虽然在某时的一点上可能是有助于开放的，可能在另一点上会是有助于一个关闭与停滞的。
然而弗里德曼 (1993) 正确地强调了在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对工作的请求…… 一个目标的弯曲，（以及）一个愿望的冲突” (p.13)’我们亦可以说分析师识别出他对病人的要求，识别出在分析性努力中的内在的欲望和决心，是朝向走出二元关系的第一步。这样的识别经常是至关重要的，在为“其他一些东西”，一个“第三方”浮现创造空间，这样的空间产生于分析互动，但又轻微地与参与的个体分离，产生于一个更少争辩性而更多分享性的谈话。
附注：
注1. 我使用的“分析师的欲望”的说法，尽管受到拉康（1981年）“分析师欲望”理论 (p.231) 的启发，但与之有相似也有不同。本文中我描述的是分析师的主体化欲望和这一欲望参与到分析进程中的方式，有利也有弊。对于拉康来说，分析师的欲望是非主体化的，是一个恰当地进行的分析的部分结构。拉康将分析师的欲望等同于“客体a”，或被分析者的欲望的起因 (pp.273-274)。在这个理想的分析性结构里，分析师的欲望是神秘难解的，这就让被分析者逐渐明确有力地表达他自己的欲望和他主体的位置。虽然过度地僵硬死板和过度理想化，拉康的“分析师的欲望”的确提出，有对分析有帮助的欲望也有无益的欲望（这一点我在本文后面会提到）。我所有在此强调的是，分析师作为欲望的主体是如何阻碍被分析者正在进行中的对自己欲望的描述的。
注2. 见拉康（1977b;1988,pp.241-258;1992,pp.292-301;1993,pp.92-97 以及235-244），以及穆勒Muller(1995)描述及阐述的二元关系或想象界关系。
注3. 尽管欧帕托的贡献（也见1989）仅是有关精神分析心智概念的一长串理论陈述中最新的，在本文中讨论到的欧帕托提供了对这些论述的一个极好的综合，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整体。
注4. 哈特曼 (Hartmann) (1950)写道，“所以如果将自恋定义为自体的力比多贯注，而非自我的力比多贯注，那会更清楚。”
注5. 巴德尔描述了案例来证明他的断言，即对病人运用某些既策略性的又真实的方式，是分析师做出的选择。更进一步说，巴德尔证明了分析师，无论他自己知道与否，都在连续不断地做出选择。雷尼科强调了分析师的干预经常是无意的；如果能进行内省性的检视自己，他们就能够推进治疗向前走。格罗斯曼强调了分析师必要的受限制的倾听方式，他或她在临床情境中的内在不确定性，以及在临床上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方式。
注6. 常见的例子：避开了任何形式的治疗热忱的分析师（因此站在一个对他的被分析者“中立的”位置上）正在评估那个特殊的位置。(1) 假定在一个“不知道”的位置上的分析师 (2) 珍视“意外”的分析师，并且 (3) 拥抱普遍存在的反移情代入的分析师都相似地卷入了并涉及了与病人的特殊位置。
注7. 参见格德伯格Goldberg (1987)，皮泽Pizer (1992)，以及阿伦Aron(1996) 有关分析性治疗过程中分析师和病人如何与他们冲突的利益进行搏斗的犀利讨论。
注8. 例如，斯坦纳(1993)提到：“病人一直听着精神分析师内心状况的信息，而且不管分析师采用什么形式的说明，病人都会得到关于他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线索信息。“(p.390)
注9. 拉康(1993)把这种思考方式成为“理解关系“(p.6)。精神分析师在病人的谈话元素中寻找模式和关系。分析师为了弄清楚临床材料，他必须假设一个“不证自明”的出发点，然后从这个出发点寻找变化。拉康提出，这个出发点通常保留一个未经核实的假设。经济学家拉宾Rabin(1998,1999),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使用判断”的数据来支持拉康的分析—在遇到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往往通过寻找熟悉的东西来“找到我们在寻找的”东西。在认知心理学上这个被称为“确认偏误”。
注10. 关于本题目见《精神分析探究》(Psychoanalytic Inquiry)，1999，卷19，No.1。莱文Levine在那卷中的文稿 (p.40-60) 很接近于在此讲到的观点。在美国的精神分析作家当中，Weiss et al. (1986, 1993)是与精神分析过程中的“顺从”问题最严肃地做斗争的人。
注11. 在这种情况下，“二元”还可以被读成“决斗”，因为，对抗的形象，僵持和可反转性都是想象界关系或二元关系的重要方面。
注12. 在二元关系中，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什么”的困难类似于流行病学公理“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起因和有效性总是需要第三个术语来构建相关性并使其具有意义。类似的问题出现在约瑟夫的最新论文中。她提供了类似我上面提供的临床资料（约瑟夫2000年）。此外，在这里分析师权威性的问题进入了这篇文章的临床情景。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在这里详细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就整个问题来说，读者可参考《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精神分析关系中的知识和权威》（卷65: 1-265），以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
注13. 拉康的象征性指称理论除了温尼科特的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 (1963) 的理论。但是可以说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的开创性思想与拉康的象征性指称理论和三元结构的特点极为相似。
注14. 类似的关于“他者”的例子请参阅威尔逊Wilson（1998），拉普朗什Laplanche (2000)，和珀兰Poland (2000)。
注15. 皮泽Pizer（1992）描述过我想要表达的一面：“当精神分析师走出其熟悉的身份，就有种与患者同感的品质”（p.218;加注）。
注16. R先生，像许多受虐狂病人一样，想要我为“做我的工作”感到内疚（正如他以此防御他朝向我的施虐性）。这是对于我在此呈报的案例的另一种补充解读。然而，在我看来，向他指出这一点，可能会加剧我所描述的二元关系阻抗。我仅是“做我的工作”，或是“行使分析职责”这样的想法，正是掩藏了我的“做我的工作”的欲望。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
